适逢那个特殊的年代，我能有幸来到美院学习，在那个难以释怀的u字楼中，目睹了一个时代的离去，也亲历了一个时代的来临。
中央美院在文革期间的全称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共招收了二届工农兵学员。第一届是1974年入学，共36人。我这届是1976年招生，1977年3月底入学恰好处在“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的关键时间点上，共39人。二届学员五湖四海的加起来有75人。
春天里来到王府井帅府园校尉胡同五号，美院与我的想象很不一样，第一眼看上去像个工地，操场上还有挖人防工事用的几个军用帐篷支在那里。开学好久才逐渐清理出操场来。各系刚刚恢复建制，但还驻有工宣队，军代表。
第一次亲眼看到美院的大画家都是在食堂被知情者暗中指认给我的。这是古元，这是……，为我这个从西北小城来的土包子开眼。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那个年代落后的北京，在当时我的眼里还算是繁华。美院在业余美术爱好者心中一向弥漫着一种很浓密的神秘感，想到从今往后将要在这里学习几年，可以天天画画，得到知名教授的指点，使刚入学的我很是激动。同学们各个摩拳擦掌决心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是政治学习没完没了，不记得入学教育是用了二个星期还是一个月。总之，时间很漫长。大家迫不及待晚上自发轮流当模特画起素描人像来。画的过程中就开始地互相观摩。我对自己的水平特别没底，那时我正是处在很爱面子年龄。第一张画观摩下来，普遍的有着先天优越条件的北京同学的水平明显高出一节。其中汪建中，翟新建，计红宇，徐冰等同学是当晚的明星。也确有一些人比较吃力。但是，当我看到有人坐在模特的侧面，竟然画出了一张正面的儿童画来还是被惊了一下。后来全体学员座谈入学感想时，才知道她来自祖国的南大门，是海岛女名兵连长，仅学了十天画，对来美院学习并不向往，是为了完成领导布置的政治任务来的。这种情况即使对见惯了文革中的一些做法的我们来说，感到其荒谬程度也还是有点离谱。当然这位同学后来完成学业经历的艰辛，美院教师付出的辛苦可想而知。不久，我们被分配到各系了。虽然各个部门都在磨合中，毕竟已有了正规的教学方向了。
听说我们的上一届工农兵学员就不如我们这样幸运；可以真正在学校里踏踏实实地学习。他们一入学，就全体开拔到陕西户县开门办学。不但配备的有工宣队，各科的任课老师，还带上了美院食堂做饭的大师傅，二师傅，体育老师，甚至是裱画师傅。学员们要不定期地下地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且一去就是八个月。他们这届在三年级前学的是混合专业，只分了三个班级。每个班把国画、油画、版画都学个遍。为的是将来来自于工农兵服务于工农兵这个政治任务。这届学生们的年龄相差很大。栗宪庭是当然的老大哥，他特别喜欢读书，思考问题，越和人辩论越兴奋。平日里写着一手好文章，也能与老师面对面对话。与他同班，来自吉林的梁长林无疑是公认画得最好，是最刻苦，也是最不幸的。毕业后留任国画系后，在一次出国访问中因车祸遇难。如果他今天还活着，应该是个人物了。陈文骥被公认有点小聪明，画画儿有点灵气。由于身材瘦弱，面相稚嫩，回回被人怀疑是个未成年人。等我们入学时他们已是四年级，被分到各系学习才刚过一年。
开课之前，系里安排我们这届和七四届学长见面。进到屋来我们这些新生挤在一起，各位学长们却松松散散地各自落坐。听到军代表说，你们这届学生比较多，有八名同学，前届只有六名同学。可我看半天眼前也只是五个人，心里一直纳闷，也不敢瞎打听，到要求大家发言时很长时间没人说话。不知是谁出了一声“让副班长陈文骥发言！”当既有人从一个身材魁梧的同学身后推出第六个人来，在大家的笑声中，还没等我们看清楚眉眼此人就又缩了回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陈文骥。
一年后陈文骥留校任教。摇身一变成为我们班的素描教员。同学们不知该怎样称呼这个昔日学长。曾经试着改口叫陈老师，因为产生的效果有点不太严肃，幸好他也有同感，索性大家照旧直呼其名了。因为有了这一层亦师亦友的关系，上他和罗尔纯先生的素描课时画室气氛轻松、活跃。有一次上素描课，陈文骥自己画得正在兴头上，又有人呼他指点被他婉拒，这位学生竟上前强行将老师连根拔起，抱到自己的画前。可怜挣扎无效的瘦瘦小小的先生也只能整整衣服无奈地威胁道；下次再抱老师，就扣分！可着一屋人都笑了。
我们入学时没有挑选自己喜欢专业的自由，服从组织分配是那个时代公认的美德。我被分配到版画系。而分配到国画和油画系的同学感到很庆幸，相比之下分到版画系同学有点发蔫。老师领着油画系的同学拎着油画箱在公园写生，一行人穿堂而过，被一旁游客誉为“国家队”。回来向我提起，多少有一点优越感。
但是，这点优越感在1978年的秋天，被美院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研究生的入学彻底打消了。文革期间积攒了多年的人才一瞬间涌入了美院。其中有许多当时很流行的名字；陈丹青，华其敏，汤沐黎，叶欣，史国良……。美院被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整个的气氛立马活跃起来。天南地北的人的差异很大。不大的院子到处都是人来人往的，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事情忙。食堂里吃饭的队伍也拉长了几倍。教学上的重点也明显转移。我们多少有些感到被边缘化了的痛苦。无形中也开始担忧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现实社会中会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这时候由于各系扩大招生，无奈画室实在太满，为了合理地配置美院非常有限的资源，每个系都分配了二名新入学的同学到我们这届的教室上课。吴长江，史济鸿二位帅哥因为业务好，人又懂事，就这样被临时安插在我们班里。而且一来就是三年。由于他们的到来，我们班增添的不少活力，和下一届也很自然增加了沟通来往多了起来。他们也一直很细腻地回避着敏感的话题。我所预感的对工农兵学员歧视的现象并没有在美院发生。在这里我很感谢各位可敬的老师在那特殊年代给予的精神关怀。在中央美术学院那特有的包容性，浓郁的人文精神传统里，我们平静地度过了四年的学习生活。
中国改革开放在那个年代总有新鲜的事发生。对美院来说，最新鲜的就是文革后第一名留学生来到美院学习。她就是有一半华人血统的、而且还是从我们几十年老嚷嚷着要打倒、还没打倒的美帝国主义那边来的美国留学生，方家莫。院里特意请一位老师傅；美院唯一会做西餐大师傅专门为她一人服务。再过半年，才陆续来了一些别的西方国家的留学生。当时社会上的政治气氛也渐渐地明显地宽松起来。中外学生也相互熟悉起来。但是，毕竟由于相互的隔离太久，加上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经常有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一次，来自澳大利亚的罗清奇在校门口的传达室打电话。她刚买了一辆中国产的自行车，给派出所打电话询问怎么上牌照。我正好也要打电话，就在一旁等她。挂上电话，她似乎有点紧张，小声地问我：她第一次给警察打电话，中国的警察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我不信。她说警察问她“是清奇吗？”我听后大笑；向她解释；警察问的是你要上牌照的车是什么类型，警察问的 “是轻骑吗？”。她也为这个巧合一起大笑起来。这种误会还发生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一脸严肃的朱维峰化装成警察站在门口。这个冒牌警察害得喜欢跳舞的瑞典留学生维蕾娜整晚上除了紧张，什么都没玩儿。
在美院读书的日子里每人都有自己难忘几位先生。我是庞涛老师来宁夏招的学生。第一次见到据说是四十岁出头的庞老师，她那美貌让二十岁的我自惭形秽，自卑得抬不起头来。我似乎被自己暗示了，以为自己肯定没戏了，到中央美术学院得长的漂亮。那天说了些什么我都没印象了，至今我还记得一双普通的黑色凉鞋，穿在她的脚上竟显得如此雅致。庞老师本专业是油画，在版画系上色彩课。每到她上课，总是早早地在画室里摆好几组静物，供我们挑选。每次每组都甚是好看，挑花眼是常事，往往不知先画哪组了。直到我自己也当了教员，才知道真正摆一组好的静物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李桦老先生给我们木刻启蒙。第一天，我们习惯没有准时到，只见老先生规规矩矩地伫立在画室门外已等候多时了，进到教室来先生竟无一句责难。第二天，大家都非常准时，而且，先生的课再也没见迟到的！李桦先生耳聋，声音洪亮，笑容纯真。这使我们很方便地当着他的面议论先生，事实证明的确也很安全，他真的听不见！一次先生请版画家赵宗藻先生给我们讲木刻。李桦先生主持，说希望大家安静地好好用心听。说完先生就坐在第一排，讲座开始。一会儿，李桦先生突然想起什么要紧的事情来，把他的一只手罩在一旁的梁栋先生的耳朵上，声音洪亮的安排讲座后的事项。台上赵宗藻先生的声音被明显地盖了过去，当众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在美院詹建骏先生有很高的声望，文革刚结束暂时在版画系任教，我们也才得以受惠，获得先生的指点。詹先生气质不凡，一米九的高挑身材，有如仙鹤般的高贵白发，是当时美院的亮点。我们常看到他到食堂拿着一个小碗排队，然后拿着这盛着只有一个小馒头的碗离开食堂。远远地看到先生那一头银白色的头发飘然而来，莫名其妙地让人容易产生敬畏的情绪。他给我们只上了几周的素描课，期间画室静得连掉一根针都能听到。詹先生话虽不多，但往往很能切中要害，提出的要求又非常明确，严格。我的素描在那时被逼得确有长进。我的藏族同学，一位学雕塑的可爱男孩阿里在课间贸然来我们教室串门，被詹先生仅仅朝他做了一个请勿入内的手势，就此他落下一个毛病；只要在院子里碰到詹先生，他就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如果来得及的话一定赶紧原路退回，让先生过去后他才有勇气正常行走。
罗尔纯先生在我们的眼里是位性情温和，不擅言辞而敦厚的长者。他的画风流露着才华和激情。大家尤其崇拜他的速写，非常传神。在绍兴写生期间，他一直是我们追随的目标。罗先生有一天不幸站在集市上一筐鸭梨后面画着速写，被当地老乡误会。害得他一边忙着画速写一边频频向他问价的老乡解释；这不是我的梨，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斤。
杨先让先生也是我们爱戴的先生。他的生命里永远燃烧着超乎寻常的热情。而且这种热情特别容易传染到接触他的人。社会交际甚广，又特别爱惜人才。那几年，沸腾美院的名人讲座；于是之，黄永玉，郭兰英……都是杨先生请来的。他曾带我们班到辽宁兴城海边写生。那时那里的生活很艰苦，伙食顿顿都是贴饼子就小咸鱼。有一天晚上很晚了，杨先生很严肃地通知全班到大房间开会，进去望见一个大圆桌上摆着一个食堂的大盆，盆里是堆得高高的，冒着热气的螃蟹。当时当地的螃蟹仅一毛钱一斤，我们平均摊下来每个人才花几毛钱就美餐了一顿。海边出生的杨先生还手把手的教大家对着螃蟹从哪儿下家伙。席间，杨老师用意大利语，给我们哼唱“我的太阳”。那个晚上灯很亮，屋里暖融融的。以后每到渔民们出海回来。杨老师都会召集“圆桌会议”。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们版画班的几个同学们聚在一起，都会提起“圆桌会议”，提起“我的太阳”和我们的杨老师。
美院是个盛产故事的地方，我来以后就听到很多口口相传的美院前辈的故事。林林总总都和美院人画画走神，独特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有关，组成美院特有的文化传统。我们班的老鲁是个北京人，为人随和，善良，幽默，善于朗诵。曾听他与他母亲对话，京腔京调的你一句我一句，真像是在听对口相声。但此兄不善规划，随时有变。平日里对遥远的国家大事颇能发表一些个人独到的见解。而对日常琐事不喜欢花心思打理，时常走神。一次我们上铜版课，因为是第一次接触铜板，老师先让我们每个人临摹一幅大师的铜版画作为练习。我记得我选的是瑞典画家佐恩的作品，老鲁选的是一幅伦勃朗的铜板画。按步骤，刻板，腐蚀，印刷，大家都做得很认真。由于版画系只有一台印铜板的机器，大家只好今天是你明天是他的轮流印刷。到第二张作业时，老师让我们用铜板写生头像。因为是学习新的干刻技法，开头还是就由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印刷。老师示范怎样用手把油墨擦到铜板上后，打算亲自印第一张给我们看看。老师讲的认真，大家听得聚精会神。打开机器，第一步放入擦好油墨的铜板，第二步在铜板上放正要印的纸张，第三步还要在纸上蒙上一块毛毡；有助于磙子压过时有一些弹性。前二个步骤进行的很顺利，只是当老师拿来毛毡要蒙在纸上时，全体几乎同时发现一幅伦勃朗的铜版画豁然印在毛毡上。老师有点不高兴了，问；这是谁干的？难道这个问题还需要回答吗？一看画就知道是谁的了，这如同按了手印一样没跑。很显然老鲁走神忘了放纸，所以发生了直接把画印在毛毡上的事件。一时间大家楞在那里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还是老师有办法，说；把毡子翻过来用！可当把毛毡翻过来一看，与刚才一模一样的铜板画又出现在众人面前。这实在是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多年过去了，每当我们聚会，提起那个毛毡总让人忍俊不禁。
油画系有个女同学也是来自北京，性格有点像男孩子，很豪爽。有一次，全体用大画板画一幅整开的长期作业，因为是画大画，教室画板林立，她画了几天，觉得效果不太理想。为了整体观察，她频频退到画的远处去整体观察，一次退更远。突然，她发现前方的画面严重地不顺眼，也没多想就决心推倒重来，几步跨上去就大刀阔斧地擦了起来。不想背后有人惊叫；你在干什么？她这才发现，被她擦去不少的画竟是旁边那个欲哭无泪的男生的写生作业。
那时的我们，对下乡写生很有兴趣，虽说有点艰苦，但也有太多的兴奋点值得记忆。
去东北小新安岭那次的春季写生近二个月时间，我们是和78届一起去的。路经有农场，有林场。我们是走走停停，停停画画。一日，我们参观当地一所小学校，小学生们正在上课，我们三三俩俩地往教室里探头，孩子们在老师的授意下，很有礼貌地齐声喊到：“阿姨好”“叔叔好”。临到马刚一伸脑袋，所有的孩子立刻改口齐声喊到“大爷好”。我至今也佩服这些小学生，那么快的一瞬间对一个人的形象就能达成共识。
到了林场写生，一天我和几个同学打算早点出发，去一个远点地方，中午不回来。出门不远就看到我们班的王生连同学用水粉在画一张日出，他出来的比我们早，画面已经能看出大效果了。傍晚我们返回时，经过早晨王生连画画的地方，没想到他还在原地未动。，走上前来，看到他正在画日落。就问他，你又画了一张日落？王生连回答；这就是早晨的那张。原来他是跟着太阳整整转了一天。估计还有一张描绘有日正当午的画，盖在下面很遗憾没有机会看到了。
在森林里写生的时候既艰苦又危险，森林里有一种叫草耙子东西，它可以在人不知不觉的时候钻进人的肉里，然后寄生在肉里。可怕的是它只会前进，不会后退，一旦镶进肉里会很麻烦，更可怕的是它还携带着千分之一得森林脑炎的机会。所以只要是关于草耙子的事每个人都神经兮兮的。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互相找草耙子是每晚固定的节目。有一天写生时，马刚特意地告诉我和另一个女生王凤英“丁品昨晚画了一张特别好的速写，画的是某同学昨晚找草耙子，画得特别生动，快去看！”我们当即放下画具就去找丁品，不料平时随和的丁品坚决不肯出示给我们。我们的好奇心更加强烈起来。被我们逼得没办法，最后丁品老实说；那画不适合女生看。我们才明白是上了马刚的套！
在大森林里写生时，徐冰基本上独往独来，每天都早出晚归，也特别出活。一日傍晚，我和几个同学等开饭，在驻地路口休闲，远远地逆着光看见徐冰背着画具晃晃悠悠地走来，伴随着他的，是他从深山带出来众多的牛芒组成了类似欧洲圣像画上金色的光圈，嗡嗡地围绕他飞舞着。走近来被我们拦下，要求看他当天的新作，在满足我们的要求后，徐冰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去了，没想到他的牛虻光圈大多数却留下来开始围绕叮咬我们了。我是一边后悔一边扑打着疯狂的牛芒，怎么也想不通，徐冰他这一路是怎样熬过来的。事后他告诉我，那天中午他渴疯了，到路边的河沟里喝水，水里竟然有很多青蛙跳出来。
在快毕业的时候，我们班也曾用翻成语字典的方式算命，我只记得正在热恋中的老鲁被“乘热打铁”言中；屡屡交友不成的刘海明被冠以“擦肩而过”；我选中的是“大慈大悲”，后来证明也兑现了。惟有徐冰被算出是“颠沛流离”命运时，谁都觉得相差太远，他的未来应该是最稳定的，最没有悬念的，因当时已经被确定留校任教了。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徐冰满世界的飞来飞去，至今没有成家。还有哪四个字能比“颠沛流离”更生动地描绘出他这些年的状态？
这二届七十五名工农兵学员，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生活，现状反差比哪届都大。有像栗宪庭这样的，对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做出贡献的批评家。也有徐冰这样在国际舞台上很活跃的艺术家。还有几个人从离开美院就蒸发了。更有三位校友；梁长林，陈建国，马建迅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大多数校友无论是事业有成，还是很辛苦的在讨生活的，都盼望着美院的几年一次的校庆。届时回来看望一下自己的先生，会会老校友，大家互相鼓励着；你怎么还没变呀？还是老样子！你看上去真年轻！真的！你一点没变！其实真正没变的是大家对美院一往情深。
远离美院后，才体会到美院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在u字楼里从不缺乏一些个人的小的自由空间，使一些艺术思想的枝蔓可以生长。在中国几十年的政治社会风风雨雨中包容了众多有差异的人，其中不乏一些很有个性、有才华的人得以存活下来。没有离开过美院人是永远也体会不到外面的残酷性。这也是我们怀念美院的理由。在我们那个年代的美院人最美好的回忆里，美院永远定格在帅府园的校尉胡同五号。